1930-1931年，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教育廳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中等學校國文教學情況調查。參與調查的有省立師范學校五所、鄉村師范四所、中學十四所（包括初中、高中和女中）、職業學校三所，縣立中學十九所，私立中學五所。

　　調查問卷原文今不可見，但從各�；貜涂芍�，調查內容第一項是“教材”。此時段在山東中學間最為通行的教材有兩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制初中國語教科書》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有些學校另搭配以開明書店正在出版的《開明活葉文選》。幾種讀本，都是文白混編的體例。

　　民國年間，中學國文領域多數人認為初中國文課上仍須教學文言文。此后的多數教材回應的正是這種民意的趨向，或文白兼采，或全為文言，純白話的選本較為少見。山東各中學教材中的語體文比例出入不算十分懸殊，但教材既非指定，選文的構成和篇目，首先反映的就是教師的知識趣味和傾向，各地一線教師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

　　如仔細研讀中華書局版、朱文叔編輯的《新中華國語與國文》，應該說，新文學在其中并未占據特別突出的比重，整套書有相當一部分篇幅其實是在探討中學生需面對的各種現實問題，而非帶給學生寫作方法上的啟示，或審美上的陶冶。

　　以“問題”為中心的教授或討論，正是白話文教學困境中的一套解決方案。多數白話文材料產生于文學革命之后，與學生置身其中的現實生活十分切近，白話文之進入中學國文課堂，就意味著它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一條引導學生去關注社會問題的通道。

　　除強調白話選文的思想性外，也有不少調查中的山東中學更加側重國文與“文藝”的親緣關系。胡適、周作人、魯迅、葉紹鈞、冰心、朱自清、俞平伯正是各中學選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新文學作家。新文學的“經典化”，在這種教學實踐中悄然發生。

　　重視“文藝”的另一種表現，是創作。比如，山東省立第六中學/菏澤中學創辦了一份高質量的新文學刊物，《六中/菏澤中學學生匯刊》�？�物的稿件中除幾首舊體詩作外，清一色的新文學，多取材于身邊事，內涵相對單薄，帶有比較濃厚的學生文藝性質。作者對學生生活的困苦、農村經濟的凋敝、國人民族情緒的激昂都有所反映。這份刊物也帶有相當強烈的現實關懷。

　　由于出版資源和經濟條件的限制，能夠長期經營起連續出版物的中學只是少數。更多師生對新文學的接觸恐怕要止步于閱讀，而無法將創作或評價上的嘗試變成鉛字。省立中學外，縣立、私立中學觀察到新文學在學生中流行狀況的教師，頗不鮮見。他們經常抱怨，盡管他們在文言教學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學生卻不是很感興趣，在后者的閱讀中更為流行的，是新文學出版物。

　　在這時國文教學的整體設計中，課外閱讀本來也非厲禁，相反，卻是被相當看重的部分。山東省教育廳的調查，為此專門留出了篇幅，就問卷情況來看，國文教師也不敢輕忽，常常力圖予以有力的指導。大大小小的“讀書會”，或起于老師引導，或出自學生自發，幾乎遍布于各所中學。同時，學校里還存在著不少“文藝研究會”�！把芯俊碑斎皇且蚤喿x為前提，“讀書會”、“研究會”，功能和使命互有交叉。

　　僅著眼于新文學傳播，還不足以窮盡“讀書會”、“研究會”等組織的歷史意義，如果視界放寬些，還有一點是很清晰的——它們還作用于廣泛的革命動員。利用職務便利，在課內課外以讀書會的形式進行革命宣傳的做法，構成了這一時期地下活動的某種重要“模式”。

　　從教育史的視野看，白話文歷史性地承擔了實現國文教育現代轉型的任務。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國文課堂與實際生活的距離，驟然拉近了。白話文開啟了各種社會思潮進入國文課堂和學生生活世界的一條通道，激發了師生的現實關懷。1930年代山東中學的國文教學，提供了一個豐富、生動的新文學傳播與再生產的“歷史現場”。在多元決定的中國現代史進程中，我們不應忽視新文學所占的相應份額。

　�。ㄔ�載《文學評論》2022年第3期，作者劉子凌）